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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个员工里，24个是骗子。”近日，一位老板的离奇遭遇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据媒体报道，该老板深陷一场精心设计的入职骗局。更令人咋舌的是，这些骗子私下里还共享“好骗公司”清单。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方面了解到，这类罕见的求职诈骗，正成为近年影响企业经营秩序的一大隐患，其目标集中于初创企业或小微企业。
据多名曾接触“骗薪者”的人士透露，这些人员的作案手法并不复杂：他们往往以“自愿不交社保”或拖延提交社保缴纳材料为筹码，同时入职多家企业，以此骗取数份底薪。
个别“骗薪者”年收入可达三四十万元，多家公司因遭遇此类骗局陷入经营困境。
与此同时，对该现象的治理也成为一道现实难题。“这类不法分子实际上是利用了劳动法的保护性机制以及部分企业的疏忽心理。除了骗取底薪，他们还会伪造病假条骗取病假工资，能骗一点是一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法律并不禁止多重劳动关系，如何甄别合法的多重就业与借劳动关系之名的诈骗行为，成为关键问题。
据沈建峰介绍，这一新型职场诈骗乱象，已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成为当前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的重要议题之一。
图/图虫创意
骗了底薪就撤
2025年7月，北方某城的林欣在工作岗位上被警方带走调查。数月前，其供职公司的老板偶然发现，包括林欣在内的数名员工，竟出现在多家企业的用工名单中。
这一异常现象迅速引起警方重视，该案被列为专案重点打击，最终查获涉案人员数十名，均涉嫌构成诈骗罪。
这群涉案人员，被界定为“职业骗薪人”。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大多通过正规招聘渠道应聘，瞄准的岗位基本为无须坐班的销售岗或其他外勤岗。
“或者入职后以外出洽谈客户等理由长期脱岗，抑或干脆不到公司报到，基本在一家企业骗两三个月底薪就撤离。”该人士表示，受害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这类企业往往为节省成本，愿意接受不缴纳社保的用工方式，且背景调查流程松散。
也有大型企业“中招”。“即便企业要求提交社保材料，他们也会找各种借口拖延，能多领一天底薪就多耗一天。”该人士称。
林欣的辩护律师孙晓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多份涉案的劳动关系合同上明确标注岗位为全职。而据他了解，有涉案人员一个月能收到七八家公司的底薪，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甚至有涉案人员年入三四十万元。
孙晓东目前正为林欣作无罪辩护。据他转述，林欣本人辩称，频繁更换工作是因为“自身工作能力不足”。截至目前，林欣仍处于被羁押状态，多名同案人员已被取保候审。
2026年1月1日，浙江男子李畅也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去年12月，他在自己的家中被带走。与林欣一案不同，李畅等人涉及的案件，被推定为团伙式入职诈骗案。
据李畅讲述，他在原单位楼道抽烟时，结识了所谓“上家”，对方实则并非该单位员工。
彼时，李畅有着一份收入稳定且可观的工作，只因日常工作清闲，在对方的游说下，动了“兼职赚外快”的心思。
后续的操作由“上家”一手包办：对接各家企业，一次性将数十名“求职者”输送至岗位上。
李畅的辩护律师陈宏旭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些“求职者”提交的简历、个人所得税流水等材料均系伪造；所谓“上家”，实则相当于整个诈骗链条的“人力中介”。
陈宏旭称，当企业要见客户时，“上家”会介绍“演员”冒充客户配合应付。而这些“骗薪人”，则需要从每月骗取的底薪中，抽取一部分作为“中介费”交给“上家”。
陈宏旭介绍，包括李畅在内的部分“兼职”人员，涉案行为集中发生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即便被企业辞退，“上家”还会指导他们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索要额外的经济补偿。
“李畅只做了一年多就收手了，之后将近两年时间里，他再也没碰过这类事情，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追查了出来。”陈宏旭说道。
“很多被害公司都找不到了”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包括林欣、李畅在内的多名涉案“职业骗薪人”，在入职、骗薪的全过程中始终未被察觉，直至骗局全盘败露才浮出水面。
“这类行为其实挺隐蔽的，但他们多在同一城市，甚至专挑同一行业下手。圈子里的老板们或多或少都互相认识，只要有人踩坑，很快就能揪出一串。”陈宏旭分析称。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职业骗薪人”将企业的招聘漏洞转化为牟利工具，已形成了规模化、链条化的诈骗模式。
公开信息显示，上海是全国首个公开通报打击“职业骗薪人”典型案例的城市。2025年3月，以杨某某等人为代表的180余名涉案人员，在上海被判处11年3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官方通报，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他们通过提供虚假的学历证书、工作经历等材料入职企业，以虚构拜访客户记录、雇佣专人冒充高净值客户等方式，骗取公司支付薪资或业务报销款项。该系列案诈骗总金额达3400余万元，被骗企业共300余家。
审计数据更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人累计入职公司16家至144家不等，部分被告人单月同时入职达17家，骗取薪资最多达200万余元，达50万元以上的有32人。
检察机关累计为受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500余万元。该案例入选上海市检察机关轻微刑事案件办理优秀案（事）例，入围“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优秀案（事）例，同时被央视新闻以专题等形式深度报道。
在沈建峰看来，“职业骗薪”现象对市场生态的破坏力不容小觑：一方面，受害主体多为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初创企业，一场骗局就可能让其陷入生存危机；另一方面，这类行为会加剧企业的用人戒备心，进而抬高正常求职者的就业门槛。
“警方后续调查时发现，很多被害公司都找不到了（联系不上了）。”陈宏旭也提道。
企业主范生就曾疑似遭遇过这类骗薪骗局。“一名员工通过招聘广告入职，我们给了两千多底薪，对方主动提出不要求缴纳社保。”
他的公司会通过钉钉打卡拍照等方式追踪员工外勤情况，从照片来看该员工确有拜访客户的记录，但一直没有任何业绩产出。
更关键的是，范生意外从该员工的朋友圈发现，其曾“拜访”过一家与公司业务毫无关联的企业，由此猜疑对方可能同时为多家公司工作。
由于担心取证困难，范生在员工入职不到两个月时将其辞退，并未选择报警。
在范生看来，职业骗薪行为会给企业带来多重损失：除需支付骗薪者底薪外，公司还要承担推广样品损耗、办公设备使用、差旅补贴、业务培训等直接成本，更会面临业务延误、客户流失等间接损失。
他坦言，多数公司很难为普通销售岗位员工开展细致背调，除非是经理级别，否则光靠打电话，根本难以核实简历信息的真实性。“出现这种骗局，有的企业主都不敢招聘员工了。”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印证了这一痛点：“职业骗薪人最偏爱瞄准创业公司。这些公司刚起步，各项体系还在搭建阶段，骗薪者只要假意推进业务进度，就能轻松糊弄两个月，正好钻了企业发展初期的管理空子。”
“量变导致质变”
2024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探索加强求职者职业信用管理，对涉及职业骗薪等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行为，将协同有关部门依法实施信用约束。
“骗薪类案件总的来说是比较少见的诈骗类型，之所以少见，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同时在多家公司任职的情况多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一名“骗薪者”辩护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劳动法并不禁止多重劳动关系。
该律师分析称，劳动者可能存在欺诈情况，但其只要真心实意想要工作，想要为公司带来业绩和价值，即便最后什么业绩都没有，也不能说其是诈骗，只能说是能力不足。
“只有在劳动者内心的想法是入职就是为了骗公司发放的底薪的情况下，诈骗罪的逻辑才能成立。”他表示。
陈宏旭也以销售行业举例：“销售岗位通常设有客户到访指标，完不成时找朋友等冒充客户‘捧场’，在行业内属于常见操作，这种行为一般不会被认定为犯罪。”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多起同类案件发现，伪造光鲜简历、雇佣人员冒充客户，是“职业骗薪人”的惯用伎俩，其核心目的是打造“金牌销售”的虚假人设，以此骗取企业信任。
在孙晓东看来，“量变导致质变”是此类行为从民事纠纷升格为刑事犯罪的关键：“入职一两家企业，或许只是民事纠纷或违规行为；但当入职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就足以推定当事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性质便不再是普通的劳动纠纷。”
“骗取底薪只是其中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骗取绩效工资等多种变种手段。”沈建峰分析，依托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性机制，这类骗术的花样层出不穷。“只要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就受最低工资标准等条款保护；即便企业心生疑虑想要解约，也需履行相应程序，耗费不少时间成本。”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困境：初创企业与小微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需求，往往会简化招聘与用工流程，却也因此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沈建峰认为，对企业而言，合规经营才是根本之策，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骗子的手段往往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防范难度极大，现阶段最有效的方式，仍是运用劳动法的规则来化解劳动领域的问题。”
“如果一名劳动者入职后，对社保、福利等权益一概不提，有些雇主可能会误以为对方处于弱势，却不知自己或许早已成为被围猎的目标。”沈建峰说。
(文中林欣、李畅、范生为化名)
记者：陈威敬国内十大杠杆炒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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